从目前出土的西汉漆器装饰来看，可大致分为器皿装饰、家具装饰、漆棺装饰三个大的方面。其中器皿和家具装饰与后世的漆器相比较少教化的功能，还未世俗化，多为无主题的纯装饰纹样，内容为鸟兽纹、动物纹、云气纹、几何纹的组合，人物纹较少出现。另外，西汉的许多漆器上还附有文字，无论文字是起到装饰作用还是说明作用，它也是装饰内容的一部分。漆棺的装饰，因其是为丧葬的特殊需要而专门制作的，题材内容都与丧葬礼仪有关，漆棺的装饰是整个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出土的漆棺上的彩绘，其题材和内容与覆盖在漆棺上的帛画内容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意义应与帛画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发现其图像内容的真正意义。
    西汉的漆器装饰在造型上以曲线为主且纹样概括简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造型多侧面、半侧面，剪影式，人物刻画也比较简单，与同时期其他装饰风格相比较，既没有青铜器的庄重，也没有帛画严肃、静止的风格特点。从风格上说西汉漆器装饰风格与秦比较接近，但是纹饰比秦更为纤细一些。总体上是呈现出流动、轻灵、神秘、平面化的风格特点。
    西汉漆器在装饰手法上也非常多样。主要以漆绘为主，另外还有象锥画、雕镂等改变装饰的工具和诸如戗金、镶嵌、扣器、金箔贴花等与其他材质相结合的手法。这些都大大丰富了西汉漆器的装饰手法。
    西汉漆器在色彩的装饰上也有很多特点。多以黑红两色为主，辅以黄、白、粉绿、粉红等色，且多是以黑红为底色， 在其上再施以其他颜色的方式，呈现出既统一又有变化的风格特征。
    西汉漆器在色彩的使用上多赋予色彩以象征意义。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出土的多层漆棺，最外层为纯黑素棺，无装饰;第二层也为黑色漆，但有纹饰；第三层则为红色彩绘。设计者如此设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其特殊意义。巫鸿认为：在汉代黑色与北方、阴、长夜、水和地下相关；而红色意味着阳、太阳、南方、阳光、生命和不死。这说明西汉人用不同颜色来象征不同意义。
    西汉漆器装饰的表现形式也较多样。主要有: 疏密与繁简。西汉的漆器装饰有的疏可走马 。比如，1922年湖北荆州高台山出土的鱼纹耳杯，红底上寥寥数笔勾勒出一条鱼的形象，其他再无装饰。其用笔潇洒洗炼颇有写意的味道。而有的漆器装饰却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最典型的莫过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漆棺装饰。整个画面充满了仙山、仙人、瑞兽以及几何纹饰，画面组织有序，繁密却不凌乱。夸张与变形。这种手法在西汉的漆器装饰中也颇为常见。1975年湖北凤凰山出土的豹纹扁壶就是典型例子。纹饰中的豹子根据需要被任意地拉长、弯曲、变形。当然， 这是我们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分析， 当时的工匠未必知道这就是夸张与变形， 在他们的眼中豹子的形象可能本应如此。工整与随意。1992年湖北荆州高台山的龙凤纹盘、云凤纹盘，画面工整精细犹如工笔画；而与之相反的前文提及的鱼纹耳杯，还有同一地点出土的凤鸟纹却是一挥而就看似随意之作，很似写意画。从中仿佛可以看见工匠制作时的放松心态。
    一种装饰风格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大的文化传统即知识阶级精英文化的影响，也有小的文化即一般人民的通俗文化的影响; 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制作技术、制作工具的影响，也有不同艺术门类间的相互影响。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上说，西汉前期施行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由于战争而遭破坏的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在短短数十年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也为漆器的兴盛与规模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从文化的角度说，西汉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无论是上层的文化还是下层的文化都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突然中断，原有的文化还会有一个惯性的作用。由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本身来自楚地，对楚文化有偏爱也是原因之一。楚文化有很高的水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故西汉漆器装饰风格中楚风的影响尤为明显。但是如果将西汉漆器的装饰风格与楚和秦仔细对比就可以发现，西汉漆器装饰风格其实更多的是承袭秦代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