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木家具与建筑、服饰、饮食一样，都是本土民俗的产物，显示出独有的魅力。自春秋至汉代，中国古人在起居民俗中，皆为席地坐卧。以地为席，一般不需要另备椅子。商代甲骨文中虽然有“床”的象形字，但床在当时并不是普通人所用。家具的高度也有限制，以人席地而坐时的视平线为基准，或以双手活动的范围为基准，既不能高又不能低。最早的家具，是一种竹编的小方片，名“筵”。
    当时，礼制已贯彻到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所谓的礼节或礼俗。礼俗之中，人的坐姿，最正规的就是宾主相向而跪坐，也就是先跪下，然后将臀部坐在小腿上，名为“跽坐”。“筵”，就是跽坐时的坐垫。《诗经大雅》中说的“授之以筵”，就是请客人于筵上就坐。筵本是原始坐具，为何被列到家具行列，原因就是后来它被升级为榻（木制），或曰“筐床”。汉代的画像砖中，常常绘有这种矮榻，有单人坐的，也有双人坐的。榻与后来的床并非一物。有了这种坐具，当然需要承具，即承受、摆放东西的家具了。原始的承具是“几”。这个“几”字并非是简化字，而是象形字。上面一块平板，两端有垂直的支腿；也有将平板夹在两腿中间，呈“H”形的。平板上可摆放礼器、酒具等，古人称之为“承几”、“食几”，也有称“凭几”的。宾主入坐，凭几可以放在身前，也可以放在身后。
    放在身前的凭几如同小板凳一样，坐累了可以俯伏；放在身后的凭几呈弧形，类似后来的圈椅靠背，以备入坐后倚靠。因此，这种凭几有蹄足作支撑。凭几是为了久坐舒缓身体之用，因而古代的车厢中也常设凭几。比如，南宋六朝墓中，就曾出土过车厢内设有凭几的陶牛车。凭几与方凳结合，就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椅子了。桌椅等高足家具，是席地坐卧之民俗改变以后的产物。曾有人依据宋徽宗赵佶所绘制的《听琴图》上的案几、椅子，来判断高足家具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国自两晋南北朝时，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佛教文化便影响了内地，中原地区的旧有礼制、礼俗多有破坏，使得坐姿大为解放，既可以斜坐，又可以“蚨坐”（盘腿而坐），还能够“箕坐”（双腿前伸，呈簸箕形）。而原来的《礼记》中就有“坐毋箕”之规定，是不准这样坐的。而且，从两晋南北朝遗存的壁画、画像砖等形象资料来看，道释人物的坐具禅椅（敦煌莫高窟285窟）、高凳（龙门莲花洞）、胡床（敦煌莫高窟257窟）等高足家具就已经出现了。在“几”的平板下加支足，可谓后世家具的母体了。平板若是起沿，下加短腿，取其轻巧，即为“案”。
    河南信阳县台关楚墓就曾有实物出土。梁鸿、孟光故事中的“举案齐眉”举的就是这种案。辞书上的解释是“小者为几，大者为案”。这是根据几千年的家具史而言，汉代以前肯定不是，不然的话，孟光岂有如此举案的臂力？桌子确实是“几”的高足化产物，后世的案其实就是桌子，如书案就是书桌。“几”加上箱即为柜，汉代就有了。中国汉代以前的家具，很多都能显示出当时的民俗、礼俗，如屏风一般都设在床前或榻前，挡风的功能很小。辽宁省辽阳市汉墓的壁画，绘有主客相对而坐在带屏风的榻上，让屏风隔开侍者，突出了主人的尊荣显贵，家具的礼俗性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木家具还是本土各民族风俗的融汇物，胡床即为一例。胡床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床，而是一种皮面可以折叠的交椅，类似现在的马扎，但系高足，人可垂足而坐。胡床传入中原地区后，影响到木家具的高足化，也启示了后人，使得后世的造床趋于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