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家具之所以从一出现直至今天，盛极而不衰，是有其合乎逻辑的生存理由的。据故宫网上公开资料，故宫藏品1052653件，其中家具近万件，明代家具300余件，东洋与西洋家具近500件。故宫研究家具的专家介绍，故宫中所存家具中，红木占20％多一点，即2000多件。如果按木材的种类计，红木应该排在第一位的。故从历史的角度或美学价值的评判，红木家具的地位与分量在中国家具史中是不能忽略或抹去的。
    第一.红木的颜色吉祥富贵，符合一般中国人的审美价值观。红木的颜色最接近宫廷所用的紫檀，褐红、紫红、深紫红色，有的时间长了近黑红色，径切的细密直纹的老红木与紫檀几乎难以分辨，故宫和颐和园有一些紫檀家具并非紫檀，有的是将紫檀与老红木掺在一起做的，有的全部为老红木。深红色、紫红色，除了高贵、沉穆外，也给人一种神秘、敬畏的感觉。故在山西、河北以及江南有身份的大户人家满堂红木家具，所呈现的气氛完全让进屋的人有一种庄重、肃然起敬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地产生某种看得见的威慑力。
    很多富有的人会用钱去买官爵。在远离权利角斗中心的城市,即返回故土置地建房，除了光宗耀祖，也显示自己的地位显赫、财富充盈而与众迥异。可以从外面看得见的建筑只是一种显露心迹的形式，而室内的陈设才是灵魂的昭示。紫檀、黄花梨并不是因其价值高昂而未能成批地为这一阶层所拥有，主要是资源稀缺所致。十多年前，我们仍能从山西、河北甚至河南找到宫廷式样的紫檀、黄花梨家具。这些高贵、稀有，象征地位、财富而动人心魄的奢侈品点缀于深宅大院。但多数为色泽深重、手感温润的老红木家具。北方榆木家具、柏木家具、楸木家具也占有较大份额。江南则以榉木家具、柞榛木家具、梓木家具及其它硬杂木家具所占比例大一些。
    第二.红木家具的式样呈多样化也是其流行至今的主要原因。红木家具的出现是在中国古代家具的黄金时代之后，它已没有办法象紫檀家具那样完全追求宫廷模式，也没有办法沿袭黄花梨家具文人化倾向。多年来，有人试图找到明式风范的红木家具，但几乎毫无收获，似乎制作黄花梨家具的工匠与制作红木家具的工匠没有师承关系。红木家具中，纯粹明式的应该说没有，接近明式的偶有出现，但也能看出清式手法。
    实际上，清早期或更早已有红木家具的出现，只不过不为人重视，其数量也远不如紫檀、黄花梨及榉木、铁力、榆木家具。“乾隆以前绝对不可能有红木家具”的论述也是有些武断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红木家具是从清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它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其式样与工艺的传承绝对不可能与明朝及前清绝缘。
    绘画、书法、诗词、散文、戏曲及其它艺术形式在明中期以前就已牢固确立。家具的基本形式与结构在宋朝的绘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式家具是没有太多区别的。并不是明末才创造的明式家具，只不过我们所能见到的优秀传统家具大多为明末所制的缘由。木质家具的保存是极为困难的，它除了木质家具本身的材料问题外，它不间断地被使用、移动或买卖而拆卸、长途转运及不科学的保存方法，也是我们难以见到明中期以前或更早的家具的原因。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极为漫长的封建社会，互相封闭隔绝，信息交流困难，这也使得艺术形式得以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而很少变种、变样，如傩戏、信天游。家具的式样也是同样的道理。简洁流畅的明式家具过渡到重装饰的清式家具，其过程不是急变，而是渐进的。即使这样，明式家具也并未从红木及红木家具大量出现后而从家具的历史舞台中消逝，可以说明式与清式并行，只不过是清中期以后，明式所占比重大不如以前。清式家具最显著的、可找到明证的除了紫檀外，耀眼的的就是红木了。有时红木家具似乎成了清式家具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木名副其实地充当了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过渡或转变的载体。
    清中期的红木家具最初一直很忠实地承接明式家具的所有象征性的符号，并没有过多的革新。由于紫檀、黄花梨原料来源减少，仅供宫廷使用也难以满足要求。其它地方更是难得一见。红木的粉墨登场也就成为必然。红木除了色泽、密度（一般沉于水，有的比重超过紫檀木）、纹理近似于紫檀外，其价格大大低于紫檀、黄花梨。红木的价格一般仅为紫檀木的十分之一左右，且产地分布较广，东南亚、南压、非洲及南美洲均有大量出产，而不像紫檀仅产于印度南部狭窄的热带雨林，黄花梨也仅限于海南岛“不服王化”的苗黎高山。红木供给量大，大径材易得，价格相对优惠，这样不仅水路通畅的广东、福建及江浙沪地区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大量的上等红木，而且内陆的山西、河北、河南，甚至于陕西、四川目前仍可以看到两百多年前的红木家具及其它红木小件。这样红木家具的式样也就不限于宫廷的所谓明式或清式了，主要根据当地的传统家具式样进行制作。到过京城或大城市的官员、文人或商人，如山西的银行家、商人还是过多地追求宫廷式样，也有的将广州或上海的有西洋符号的家具移植到晋作家具上。
    另外，红木家具的式样也越来越讲究实用性。流传至今的仍可以使用的大量红木餐桌、餐椅、书柜、条案以及可以随意移动的椅凳就是明证。
    这样，红木家具的式样与传统的明式渐行渐远，呈地方化、平民化、多姿多彩，为达官贵人及一般有身份而又富裕的阶层所接受。
    第三. 红木家具的做工，由于红木供给量充裕的原因及式样已不受传统轨制的约束而不可能象紫檀、黄花梨家具那样费尽心思、不计工本地精心制作。另外红木的材质也远不如紫檀、黄花梨。如紫檀木木材结构甚细至细，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如160微米。黄花梨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120微米，而红木中的黑酸枝木类木材结构细至甚细，平均管孔弦向直径不大于200微米，红酸枝木类木材也是如此。如果采用紫檀、黄花梨家具制作的工艺来制作红木家具，一是工艺效果达不到紫檀、黄花梨家具水平，二是极大地增加了红木家具的制作成本。这对于地方的文人雅仕，银行家或商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故多数红木家具的做工均保持不偏不倚、不上不下的水平，各个阶层均可以接受。
   对于红木家具，很多文人及有思想、有良心的工匠也一直抱有传统的、美好的理想，将红木特有的色泽、纹理、造型、工艺、感觉通过具体的器物表现出个人的追求与思考，充分利用地域文化的个性与优势，制作了大量的可以传世的精品。
    也可能是历史的巧合，红木及红木家具在清中期横空出世、大行其道之时，而当时的英国也正是“红木时代”的初涨期。到了1720年，在R. Burlington爵士（1695-1753，英国建筑学家，文学、艺术的保护者）的大力支持下，建筑学家威廉•肯特（1686-1748）极富想象力地创新发展了Lnigo Tones（1573-1652，英国建筑学家、舞台艺术家）引进的“帕拉迪奥”古典样式，使英国的家具设计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720年，英国家具所用的法国胡桃木由于水灾几乎绝迹，英国政府急忙废除了从国外进口红木的关税，从西印度群岛大量输入红木而取代以往流行的胡桃木。红木作为一种家具材料，其流行期是从1720年到1770年左右。故家具史研究专家珀西•麦科伊德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红木时代”。中国的家具史研究专家一般按“式”或“流派”、“地域”来区分家具的式样，而没有“黄花梨时代”、“紫檀时代”或“红木时代”。实际上一种木材用于家具或内檐装饰是有其历史文化因素或经济因素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明末的大学问家、大玩家、美食家张岱几代人好吃、善吃，“家常宴会，但留意烹饪，疱厨之精，遂甲江左”（张岱•《陶庵梦忆》•卷八）。其祖父张汝霖著《饔史》四卷，专讲吃，其精其细，史无前例。而张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古董，好花鸟”（张岱•《琅嬛文集》第199页，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张岱在如此广泛的爱好中，其核心是“精”与“美”的东西，他不仅写出了好吃、好看、有趣的美食名著《老饕集》，而且给后人留下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夜行船》，后人称之为“奇书”。
    故，无论事或物，追求到了极致、完善，也必然是至美之物了。